我不在乎学生课上叫我何老师，课后就叫何炅。有一些学生会喜欢看我主持的节目，我自然会觉得很开心，但在校园里，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我也希望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教师。”
“请不要找我要签名”，何炅每年都会对刚刚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新生们重复这句话。
如今，“毛毛虫”何炅已经“化蝶”成为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最为叫座的主持人，按现在的话讲——粉丝特多。但他依然喜欢别人叫他“何老师”，他本也就是一名老师。
老师何炅在学校总是那么低调，以至于学生们只有在同外人说起自己就读于北外，对方忙不迭地嚷嚷“是不是就是有何炅的那个北外”时，大家才想起“何老师大大小小也算个名人”。在学校里何炅的故事并不被大家连贯地记忆，是章回体。
没有捧着花名册，何炅进到新生宿舍总能准确无误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叫出别人的名字，是一种感情投资。
新生入学报道那天，何炅端坐的“迎新桌”前挤满了学生家长。
“老师，阿拉伯语难不难学啊？”
“既然能考进来，就说明他有实力学好啊。”
“老师，系里会不会召开家长会，跟家长通报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呢？”
“会，但四年里只有今天下午一次。我相信我的学生们已经不再是青涩的高中生了。”
……
一个上午下来，何炅主持了一场超规模的“记者招待会”，他始终面带微笑，不时地揉揉有点机械化的脸颊。家长们是那样的恳切，每双眼睛都直勾勾地挖着对面的年轻老师，直到最理想的答案被他们挖到，满足地领着自己的孩子签注，离开。
一转身，恍然，“你们的老师好像是那个毛毛虫！哦，不对，现在是湖南台的主持人了。是他吧！”
没有捧着花名册，何炅进到新生宿舍总能准确无误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这让大家很激动——从未谋面，竟被正当红的名人认出，叫出名字来。而何炅的解释是，作为一名辅导员，对着名册将自己学生的情况烂熟于心是最基本的工作，叫出别人的名字，更是一种感情投资。“我认识你，有困难请跟我说。”
虽然是辅导员，何炅每年也会带课，大一《阿拉伯国家概况》，中文授课。从不点名，但他的课是出勤率最高的，因为有趣。
这是一门有关阿拉伯国家风土人情的基础课。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像“××国家概况”这类课非常好教。因为这类课所涉及的国家面积、气候环境、地理位置、风俗习惯等内容，多少年都不会变。但何炅却在教授课程上花费了很多心思，他说，老师不能照本宣科，尤其是年轻的老师应该多一点创新。只有在课程中融入一些最新的知识，才能吸引学生、抓住学生．才能让学生理解“学习就是不断更新知识”的真正意义。为此，何炅坚持每天看书、读报、翻期刊杂志、上网，捕捉阿拉伯国家的最新动态，还经常用外出做节目的机会，买有关阿拉伯国家的新书籍、新音像制品，以充实自己的教学。像国内引进的《DISCOVERY》节目中有关阿拉伯的内容，他也一一收集。
有学生这样描述何炅老师的课堂，“他的课基本上是半堂认真授业，半堂天马行空。上课铃一响．他就夹着教案，攥着几根颜色不同的粉笔，轻快地颠进教室，一句标准的阿拉伯语‘早上好’之后，便开始在黑板上写本节课所介绍的国家名字。很少走动，何老师上课的活动范围半径不超过两步，手里一直捏着白粉笔，在空中比比划划。低沉平稳的音线让看过他主持节目的学生们起初很不习惯，完全是两个人。半堂课后，他的声音开始跳跃起来．笑话、脑筋急转弯、奇闻轶事，让我们总是很有炫耀的资本——‘何老师又给我们讲了一个很搞笑的笑话啦’。从入学那天到毕业，何老师的课堂上令我们开心的内容从没重复过。”
何炅衣服很多，有学生甚至帮他数过：上午一件白色带浅纹的衬衣配蓝色仔裤、帆布鞋，下午就变成横条T恤配休闲裤、旅游鞋，傍晚又是另外一副时尚先生的装扮。但头发永远是很随意地飘着，在校园里时不时地用手抬一抬没有定型的头发。系主任曾经很担心身兼多职的何炅（最繁忙时期，何炅既做电视主持，又在电台主持，还忙于出书）能否把辅导员的正职做好。何炅自己也说过：在学校，我是绝不会把外面的事情带给学生一丝一毫。
一部26的女士单车何炅一直骑到2002年。身板笔直地坐在上面，慢悠悠地蹬在校园里，从未见他戴过墨镜，路过的外系的学生见到他也都很少打招呼，相视一笑。也有疯癫的女学生，见到何炅踩单车过来，惊叫：“呀，何炅，何炅！”何炅会把车速再放慢，但绝对不停下，一个微笑，一句“同学你好”，飘然而过。
每每系里举办晚会或者活动，阿拉伯语教学楼（简称“阿语楼”）的多功能厅都被外系的同学挤得满满当当，他们不是来看何炅的。何炅也很少主持系里的晚会。只是因为有他在，阿拉伯语系的晚会从主持人到节目本身都像模像样。一时间，阿语系的文艺节目在北外风生水起——阿拉伯风情舞蹈、阿拉伯民族歌曲，都有何炅的灵感在其中。
每年的校运动会，阿语系的方队也是最出彩的一支，何炅总是变着法地让学生们在这种大型活动中表现自己，古灵精怪、创意不断的他只是做个配角。在学校，他早习惯了这样的角色，这也是他给自己的定位。
没有人计算过何炅非典期间借给学生多少钱，多少张电影碟，他自己也没有个账目。
何炅再回忆起非典那段日子依旧记忆犹心。“那段日子真的非常特别。因为被隔离，所以节目都停了，我在学校专心地为学生服务，那段经历也让我惭愧地认识到如果我专心地做教师的工作可能比现在要做得好的多。最记得在物资极度缺乏的那段日子里，我的桌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珍贵的苹果。学生留言说老师你太辛苦了，吃点水果补充维生素，我当时就趴在桌上感动的大哭起来。”
用“杂役”一词来形容何炅的确有些不妥，但在2003年“非典”的那段时间里，何炅的工作的确跟一个杂役无甚差别。他那时的工作状态可以集中在一天里来表现。
早上，他对大一大二的学生们进行例行的生活询问，无非就是“注意饮食、勤洗手、注意睡眠”，每天如此，絮絮叨叨。由于那个阶段北京所有高校都严格控制人员出入，北外的学生更是没办法走出校门一步。校内没有银行、大型超市，没有钱用倒是其次，最难受的是有钱却买不到自己需要用的。想解馋的东西。一到课间，何炅的办公室就像“难民营”，学生们都把自己所需要的密密麻麻地写在纸上，从一次性纸杯、暖瓶塞到袋装烤鸭，甚至还有人悄悄地写：何老师，您能不能帮我打包一份水煮鱼呢？我好馋它了。
到了第二天，“救灾物资”基本都堆在何炅的办公室里了。
下午，在准备毕业论文的大四的学生百无聊赖地缠着何炅，搜刮他的电影碟，何炅不停地叮嘱：我这些可都是正版哦，小心小心再小心。
没有人计算过何炅非典期间借给学生多少钱，多少张电影碟，他自己也没有个账目。只是有一套正版《老友记》因为忘记借给谁而让他“耿耿于怀”。
非典结束，也并不曾见何炅脸上挂过一次口罩，那样会遮住他一直不断地鼓励的微笑。
何炅时常对高年级的学生说：我只是你们的师兄；对低年级的同学说：今天起，我就是你们在北外阿语系四年里的辅导员。
他当真没有给任何学生签过名。甚至于在每次收取学生的作业后，只在本子上画上一个大大的勾，写上日期，不见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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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9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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